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蘇醒的年代、啟蒙的年代，是一個充滿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當時的物價低，國家生產力水平有限，物質資源匱乏，很多東西實行分配制，我國發展也剛剛起步，工資收入普遍較低。在這種大環境下，1986年，剛滿二十歲的我決定踏上去往伊拉克的征程。

彼時，一公局還叫交通部第一公路工程局，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相繼中標并承包建設了位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蘇爾的四號橋和五號橋。而我要去往的便是摩蘇爾五號橋項目，由于此前一公局一直承擔我國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建項目的建設任務，這是第一次以承包商的名義在國外承包工程，也是首個FDDIC條款項目，因此項目意義非凡。我也有幸成為首批抽調駐外建設的一員。

我的目的地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伊拉克人喜歡稱摩蘇爾為“兩次春天”的城市，因它以春秋兩季氣候溫和而得名。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摩蘇爾也并不陌生，它是歷史上“絲綢之路”的一個中間站，是貿易通道上的一座重要城市。我們建設的是橫跨流經市區的底格里斯河上的摩蘇爾第五橋。

那段時光如今回憶起來既苦澀又充實快樂。那時通訊極不發達，別說是手機，連固定電話也很少見，所以即使能在當地找到公用電話，也難以聯系上遠方的家人。互聯網更是聞所未聞。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我們出國時的行李不過是衣物，其次便是郵票。而完成兩年駐外任務的同事回國時，他們的包里則塞滿了一沓沓貼好郵票的信件，到達國內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將同事們的思念投遞到全國各地。

在摩蘇爾工作需要克服的一大挑戰便是氣候，雖然被稱為“兩春之城”，但夏季氣候炎熱，上午11點至下午3點半地表溫度甚至高達60攝氏度，在沙土地上行走直呼“燙腳”，連手中的鋼筋也變得燙手。每十個人被分在一間60平米的板房內，在當時已是舒適級別的住宿條件了。宿舍沒有空調，只能用已經被時代淘汰的冷風機降溫。

而項目的建設也伴隨著伊拉克-伊朗戰爭的硝煙，兩伊戰爭的八年間，伊朗的導彈也時不時地造訪摩蘇爾，戰爭的炮火離五橋工地最近只有幾百米的距離，但為了搶工期，我們連大年三十都沒有停工。

即便物質條件艱苦，外部環境動蕩，但在摩蘇爾五橋項目的時光讓我受益匪淺，在前輩們的教導下，我從開始的鋼結構施工，慢慢接手路基施工、土方施工和瀝青油面施工，也學會了如何操作壓路機等機械設備。正是有那時的磨練，才鑄就了我對于駐外工作的忍耐力和承受力，讓我擁有了一筆寶貴財富。

有人說，摩蘇爾四橋、五橋是一公局海外事業發展的黃埔軍校，作為這個“軍校”里的一名學生，我感到無比自豪！

1999年7月，我再次踏上駐外的旅程，此次的目的地是埃塞俄比亞。中交一公局集團有限公司于1998年進入埃塞俄比亞，是最早進入埃塞俄比亞市場的中國企業之一，現為埃塞俄比亞中國商會會長單位。

我參與建設的是亞的斯亞貝巴環城路項目，是埃塞俄比亞首都通向現代化城市的標志性工程。此項目為自營模式，我當時負責的是路基施工、混凝土管線和排水等施工工作。為了更有效地管理屬地工人，與監理建立良性溝通，剛到項目，我便開始苦練英語，每天從工地回來就埋頭學習英語，項目的翻譯也會抽空給我們指導。那段時光讓我感到充實和美好。

項目高峰時雇傭了3000名以上屬地工人，也為公司的屬地化管理積累了初期經驗，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制定了一整套嚴格的規范標準來管理工人，并且用最簡單的道理和工人進行溝通，工人管好了，活自然能干得漂亮，我們自然也能贏得監理的信任。監理進而也會為我們的管理工作提供支持和幫助，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對報檢和驗收工作起到了催化作用。

即便我們對工人要求嚴格，但他們對我們心存感激，對于中國施工員也表現得熱情友好。我仍然記得結束駐外任務回國時，他們為我舉行的小型聚會，讓我無比感動，至今仍歷歷在目。

在亞的斯亞貝巴環城路項目的27個月里，我感受到了監理、屬地工人和當地機構對于中國企業的友好態度和對我們工作的支持和擁護，當然這也要歸功于我們對他們的尊重理解以及交出的滿意工程答卷。

2003年，該項目完工，是當時埃塞唯一一條完整的快速路，大幅提升了首都的城市面貌。同年僅用78天圓滿完成了“中埃友誼路”的建設，讓非洲見證了“中國速度”。中交一公局在埃塞國別贏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良好的社會效應，在當地民眾、社會各界及當地各政府機構之間樹立起了良好的企業形象，擴大了自身在當地的知名度與影響力，為公司今后在埃塞當地市場的長久快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把自己的青春和熱血獻給了中交一公局集團，長期投身海外一線項目工作中，見證了駐外項目管理的變遷史，如今回憶起來，有苦澀，有感動，有收獲，有意義。